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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貝一明（Emanuel Pastreich）
- 日期：2022年7月16日
- 出處：https://canadianpatriot.org/2022/07/16/the-assassination-of-archduke-shinzo-abe-when-the-globalists-crossed-the-rubicon
（2022年）7月8日在日本古都奈良，是悶熱的一天。日本政壇上最具權勢的人物安倍晉三，在奈良近鐵火車站前，為當地自民黨參議員候選人發表巡迴競選演講時，突然一聲巨響，接著是一陣奇怪的煙霧。
當下的反應令人難以置信。在大量聚集的人群當中，沒有一個人跑步尋找掩護或躲避，也沒有一個人在驚恐之中碰撞跌倒地面。
安倍的保鏢們，在他講話時，站得離他異常的遠，面無表情、無動於衷地旁觀著一切，既沒有盡力地掩護他，也沒有將他簇擁到一個安全的地點。
幾秒鐘後，安倍癱倒在地，他身穿標準的藍色夾克、白襯衫（現在血跡斑斑），並戴著聲援在朝鮮被綁架的日本人的標誌性藍色徽章，面無表情地躺在那裡。很可能他是瞬間被殺了。
然後，保鏢這才抓住了站在安倍身後的嫌疑人山上徹也（Yamagami Toruya）。與山上徹也的扭打搏鬥，採取了一種為電視觀眾精心編排的舞蹈形式，而不是專業性的壓倒。
山上徹也立即被媒體認定為41歲的前海上自衛隊成員，對安倍懷有私人不滿和抱怨。
山上徹也毫不猶豫地把一切都告訴了警察。他甚至沒有試圖逃離現場，當保鏢們抓住他時，他手上仍然握著那把愚蠢的手工製造的槍隻。
即使在安倍躺在人行道上之後，人群中也沒有一個人跑步尋求掩護或遮避，甚至也沒有人環顧四周以確定槍彈是從哪裡射擊過來的。每個人神奇地似乎都知道，槍擊已經結束。
然後喜劇開始了。站在他身邊的人並沒有把安倍抬放上一輛大型高級房車，立即把他載送醫院，而是向路人喊叫，詢問是否有人是醫生。
媒體立即接受了這次襲擊的“孤獨槍手”結論，重複了山上徹也如何關聯及極具魅力的薩滿巫師川瀨嘉陽（Kawase Kayo）所開創的新宗教「基督教統一聖靈會」（Toitsu Kyokai），以及他為何因為他母親與這個組織之間的財務糾紛，而怪責到與這個組織有交情的安倍……等等饒富娛樂性的故事。
由於「基督教統一聖靈會」（Toitsu Kyokai）有來自韓國文鮮明（Moon Sun Myung）牧師創立的「統一教會」（Unification Church）的追隨者，記者麥可·潘（Michael Penn）立即遽下結論說：導致安倍死亡的陰謀，是導因於安倍與文鮮明（Moon Sun Myung）牧師「統一教會」（Unification Church）之間的合作關係。
儘管主流媒體接受了這個怪誕的幻想、且不合情理的故事，但日本警察和安全機構並沒有能夠成功壓制其他另類的解釋。部落客北川高嗣（Takashi Kitagawa）在7月10日發佈的材料表明，安倍是遭到來自於前方，而不是從山上徹也所站立的安倍的後方，的射擊所擊殺的，而且這些子彈，一定是從近鐵車站廣場對面的交叉路口其中一邊，一座或兩座高樓的頂部，以一定角度射擊的。
北川對子彈路徑的分析，比媒體所提供的任何東西，都更科學。這些媒體沒有根據地聲稱，安倍只被射中了一槍。然而當天晚上，外科醫生宣佈安倍身上有兩顆子彈。
一個拿著一把笨拙的家庭自製手槍，站在人群中五米多外的人，能夠擊中安倍兩次的可能性，很低。電視名人小園浩己（Kozono Hiromi）本人就是一名槍隻專家，7月12日，他在他的節目「乾淨俐落」（Sukkiri）中表示，這樣的特技，將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仔細查看這些影片後，我們的發現指向：有一支裝有滅音器的步槍，從鄰近的建築物頂部，發射了多發子彈。
傳達給世界的訊息
對於像安倍晉三這樣的人物——日本最有權勢的政治人物，也是日本政客和官僚們為了應對當前地緣政治危機所帶來的、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而團結起來在他周圍的人物——因為在他所在周遭沒有做好嚴格安全細節而遭到槍殺，實在是太荒謬了而讓人無法理解。
日本國內的觀眾，或許已經迷失掉了（完全搞不清楚）這個事件的訊息，但對於其他日本政客而言，卻是非常清楚的。就此事件，對鮑里斯·強生（Boris Johnson）或艾曼紐·馬克宏（Emanuel Macron）而言，它所傳達的訊息，也是清楚的，鮑里斯·強生的被迫下台和安倍被槍殺，幾乎是在同一時刻。艾曼紐·馬克宏（Emanuel Macron）突然捲入被指控利用政治影響力以圖利優步（Uber）以換取回報的政商勾結醜聞，面臨著在7月11日將他免職的要求——發生在法國經過數個月的大規模抗議，仍無法讓他下台之際。
在安倍染著鮮血的白襯衫上，寫滿了這樣的訊息：加入「全球主義者」體系和宣傳、推廣COVID-19的政權，仍不足以確保安全，即使對於一個G7國家的領導人，也是如此。
迄今為止，安倍是全球民族國家治理中受到隱藏性癌症侵蝕的最高階層受害者，這是一種制度性疾病，亦即將決策權力，從各國政府，轉移到分佈在台拉維夫、倫敦、和雷斯頓（Reston，華盛頓都會區的主要城鎮）等地，由私人持有、超級電腦操作的銀行、私募股權集團、及雇傭的情報公司……等組成的全球網絡，以及「世界經濟論壇」、「北約」、「世界銀行」、和其他此類令人敬畏的機構中的億萬富翁們所僱用的戰略思想家。
在提高效率的名義下，「第四次工業革命」只是作為一個藉口，以將各國政府對所有訊息輸入與所有信息輸出的控制權，轉移給臉書、亞馬遜、甲骨文、谷歌、「系統分析程式開發公司」（SAP，成立於1972年，總部設於德國華爾道夫，全世界按收入計算第三大、按市值計算第二大軟體公司）和其他科技巨頭手上。正如約翰·摩根（J. P. Morgan）所說，“一切事情都有兩個理由：一個是好的理由和一個是真正的理由。”
隨著安倍遇刺，這些（以殘酷、不合理或任意方式奪取及行使控制權的）科技“暴君”和他們的主子們，跨過了盧比孔河（Rubicon）〔編注：意味著做出了一個具有不可逆轉後果的艱難決定，簡言之，正在走向一條不歸路。它的含意來自於公元前49年1月上旬，朱利葉斯·凱撒以跨過盧比孔河一詞，暗示他做出的決定——無視元老院的命令，凱撒率領遠征高盧的軍團，從高盧渡過義大利北部的盧比孔河，向羅馬進發，開始了一場內戰，標誌著羅馬共和國的終結——這個決定永遠改變了古羅馬〕，並公開宣佈：那些穿著國家權威裝飾的人，如果不聽從命令，將可能遭到擁有免責特權的屠殺。
日本的問題
日本被譽為唯一一個先進到足以加入“西方”的亞洲國家，成為世界最高檔次的「G7俱樂部」的一名成員，並被認為有資格加入與「五眼聯盟」最高端情報共享計劃之間的共同合作，甚至可能成為共享計劃的成員。然而，日本仍然繼續忽視甚或違抗“環城公路”（the beltway）內部和「華爾街」的全球金融家、規劃者們，針對「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所提出的期望和要求。
儘管同樣位於亞洲的韓國，經常被華盛頓斥責是一個跟不上日本水平的盟友，但真相是，忙於接管「五角大廈」、乃至整個全球經濟的超級富豪們，都開始對日本的可靠性，抱持懷疑的態度。
存在於「世界銀行」、高盛（Goldman Sachs）、或哈佛大學「貝爾福科學與國際事務研究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全球主義者」體系，都為來自“先進國家”的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才，設置了一條入門的軌道。
來自澳洲、法國、德國、挪威、或義大利的菁英，學習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在華盛頓、倫敦、或日內瓦的智庫或大學度過時光，在銀行、政府機構、或研究機構，獲得一份安穩的工作，這些都可以確保他們獲得一份不錯的收入，並採用《經濟學人雜誌》（Economist Magazine）提供的普通常識、專業金融的觀點，作為他們四處宣傳的福音。
然而，日本雖然擁有它自身先進的銀行系統，雖然它掌握的先進技術，使它成為全世界在機械工具方面，德國的唯一競爭對手，雖然它擁有能夠製造出無數諾貝爾獎得獎者的先進教育體系，但它並沒有製造出能夠完全遵照“先進發達”國家這套思維與工作模型的領導人。
日本菁英大部份不出國留學，日本擁有精細複雜、成熟老練的知識界，並不依賴從海外的學術或新聞來源所帶回來的訊息。
與其他國家不同，日本人完全用日語撰寫精細複雜的期刊文章，只參考引用日本本國專家的文章。事實上，在像是植物學和細胞生物學這樣的領域，日本擁有一些完全用日語撰寫的世界級期刊。
同樣的，日本的國內經濟體系相當精細復雜，不容易被跨國公司所滲透——就如他們曾經試過的。
過去十年財富的大規模集中，讓超級富豪能夠為秘密的全球治理，創造隱形的網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中的「全球青年領袖計劃」（Young Global Leaders program）和「蘇世民學者計劃」（Schwarzman Scholars program）。這些地位正不斷上升的、制定政策的人物，滲透在各國的政府、產業、和研究機構之中，以確保「全球主義者的議程」不受阻礙地往前推動。
當然，日本也一直受到了這種狡猾的全球治理形式的衝擊與影響。然而，在日本社會，英語流利的日本人，或者到過哈佛讀書的日本人，不一定就走在快車道上面。
日本的外交和經濟，存在著頑強的獨立性，在COVID-19疫情推動期間，這就是會讓“達沃斯集團”感到擔心、憂慮的事情。
儘管安倍政府（以及隨後的岸田政府）大抵遵循了「世界經濟論壇」和「世界衛生組織」關於疫苗和社會隔離的指示，但日本政府對於日本公民生活的干預，要比大多數國家來得少，同時並沒有那麼成功地迫使公司機構組織等，要求強制接種疫苗。
與其他“先進發達”國家相比，在日本，使用二維碼（QR codes）以阻止為那些未接種疫苗者提供服務的做法，在實行上受到了限制。
再者，日本政府拒絕全面實施（全球菁英）所要求的“數位化議程”（digitalization agenda），因此，這等於拒絕了跨國科技巨頭，已經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施展的，對日本的控制。日本在數位化方面的這種落後，導致華盛頓特區的「威爾遜中心」（Wilson Center）邀請了日本數位廳（在全球金融巨頭的施壓底下，於2021年9月啟動）的數位大臣牧島凱倫（Karen Makishima），以便於讓她解釋為什麼日本的數位化進展如此緩慢（2022年7月13日））。
日本人越來越意識到：他們對於數位化的抗拒，對於將政府和大學的職能大規模地外包給跨國科技巨頭、以及訊息私有化的抗拒，這些都將不符合他們的利益。
日本繼續按照舊有的習慣，來運營日常使用日語的機構，包括使用書面記錄。日本人仍然保有讀書習慣，他們不像韓國人和中國人那樣迷戀於人工智能產品。
日本的抵抗可以追溯到1867年的「明治維新」。日本著手建立政府體系，將西方觀念轉化為日語，並結合日本的概念，創建了一套複雜的國內話語。「明治維新」時期建立的治理體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這套治理模式建立在日本和中國過去的“前現代的（治理）原則”（pre-modern principles），同時借鑑了19世紀的普魯士和英國的“前現代的（治理）原則”的基礎上。
結果是造就了“封建主義”的治理方式，政府部門中的部長們監督由下屬官僚們組成的領地——在各自的領地中，政府官僚們小心翼翼地保護他們自己的預算、並維持他們自己內部的指揮鏈。
安倍的問題
安倍晉三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精明老練的政治人物之一，總是以開放的態度與美國或其他全球機構達成協議，但是當他在面對可能讓日本成為「全球主義者」支配的對象時，行事總是非常小心謹慎。
安倍內心懷有恢復日本作為一個帝國的地位的夢想，並把自己想像是明治天皇的轉世化身。
安倍與英國的強生或法國的馬克宏，不同之處在於，他對出現在電視上的興趣，不如對控制日本政府內部實際決策過程的興趣。
沒有必要像一些人試圖做的那樣去美化或榮耀化安倍的統治。他是一個腐敗的政治高層內部人士，他推動了危險的政府私有化、教育的空心化、並支持資產從中產階級向富人的大規模轉移。
他利用極右翼的「日本會議論壇」（Nihon Kaigi forum），來宣傳、推動“極端民族主義者的議程”（ultranationalist agenda），並美化或榮耀化日本帝國歷史中最令人反感、厭惡的方面，這些在在令人極度深感不安。安倍堅定支持所有的軍費開支，無論這些軍事開支有多麼愚蠢，同時，他願意支持美國任何不必要的、奢侈浪費的、或欺詐性的計劃。
話雖如此，作為前首相岸信介的孫子，前外相安倍晉太郎的兒子，安倍晉三從小就展現出他自身是一名精明的政治人物。他在運用廣泛範圍的政治工具，來推進他自己的議程方面，頗具有創意，他可以輕鬆地召集來自於全世界各地的企業家和政府領導人，這是沒有其他任何一位亞洲政治人物，可以做到的。
我清楚記得我在兩次親自會見安倍時，對於安倍所得到的印象。無論他宣揚什麼樣的憤世嫉俗的政治，他都向他的聽眾輻射出一種純度（purity）和簡樸（simplicity），日本人稱之為素直（sunao），那是令人著迷的。他的態度表明了一種接受和開放，激發了他的追隨者的忠誠，並且能夠征服那些對他的政策懷有敵意的人。
總而言之，安倍是一位精明老練的政治人物，能夠在自民黨內部和國際社會中，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操縱爭論、衝突或競爭的兩個對立勢力，但同時看起來又像是一位體貼、仁慈的領導人。
因為這樣的原因，對安倍的種族民族主義懷有敵意的日本人，仍然願意支持他，因為他是他們認為唯一能夠讓日本恢復全球政治領導地位的政治人物。
日本外交官和軍官，無休止地為日本的缺乏遠見而感到煩躁、焦急。儘管日本擁有成為大國的所有條件，但他們認為，日本是由一大堆無法讓人印象深刻的東京大學畢業生——擅長考試、但不願冒險的男人——在管理經營的。
日本沒有像普丁或習近平這樣的人物，甚至連一個馬克宏或一個強生，也沒有。
安倍想要成為一名領導者，他擁有在全球舞台上扮演這樣的角色所必須具備的人脈、才華、和冷酷無情。他已經是日本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首相，並已經計劃尋求第三度擔任首相，在他被槍擊擊倒的時候。
不用說，「世界經濟論壇」背後的那些大國，並不想要像安倍這類的國家領導人，即使他們遵從全球議程，但是他們有能力在自己國家內部，組織抵抗的力量。
什麼地方出了錯？
隨著日本與中國、俄羅斯之間的經濟聯繫，不斷加強，同時，它與美國、以色列、和「北約」集團之間政治、安全的整合，進展也相當快速，安倍能夠運用傳統的治國手段，處理了日本過去十年間所面臨的不可能處理的兩難困境。
日本在與俄羅斯和中國保持友好關係的同時，與美國及其盟友維持緊密的關係，這是不可能的。然而，安倍幾乎成功做到了。
安倍保持著專注和冷靜。他運用他所有的技能和人脈，著手為日本開闢一個獨特的空間。一路走來，安倍得到他的外交戰略思想家谷內正太郎（Shotaro Yachi）精細複雜的外交策略的協助，以確保日本在陽光下找到它自己的位置。
安倍和谷內運用相互矛盾、但有效的地緣政治戰略，來與東、西方兩面周旋，並充份利用秘密外交，來簽訂得以使日本重返大國博弈的長期協議。
一方面，安倍向歐巴馬和川普呈現出了一個願意比韓國、澳洲、印度或其他國家，更進一步支持華盛頓立場的日本。安倍願意因為推動符合美國東亞計劃的（日本自衛隊）“重新軍事化”（remilitarization），而承受國內的巨大批評。
安倍熱情的親美論調，搭配購買美國的武器系統，給華盛頓的政客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同時，他還與中國、俄羅斯進行了最高級別的接觸。這是一項不小的成就，牽涉了在「環城公路」（beltway）內部、及北京、莫斯科，進行精細複雜的遊說工作。
以俄羅斯的案例來說，2019年，安倍與俄羅斯談判成功地達成一項複雜的和平條約，這項條約將有可能使得雙方的關係正常化、並有可能解決有關“北方領土”（屬俄羅斯的千島群島）爭議的問題。甚至當華盛頓加大對東京的壓力要求展開對俄羅斯的制裁時，他也能夠為日本公司獲得能源的合同，並在俄羅斯找到投資的機會。
記者田中酒井（Tanaka Sakai）注意到，在俄羅斯政府禁止日本政府所有其他代表人物入境後，安倍並未被列入禁止進入俄羅斯的名單。
安倍還認真與中國接觸，鞏固長期且制度性的紐帶，並推進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在第十五回合談判（2019年4月9-12日）中，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安倍隨時可以接觸到中國主要政治人物，他們認為他是可靠的、並且具有較高的可預測性，即便他的言辭嚴厲地反華。
可能“觸發導致安倍遇刺的過程”的關鍵事件，是6月28日至30日在馬德里舉行的「北約」峰會。
「北約」峰會，是平常隱藏在幕後的權力玩家們，為「新全球秩序」制定律法與規則的重大時刻。與「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中世界各地的億萬富翁和銀行家們合作，「北約」正在快速的軌道上發展，已超越了原本作為一個保衛歐洲的聯盟，而成為一個不受控制且不負責任的軍事力量，成為了一支“世界軍隊”，它的運作，非常類似於「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在另一個時代（19世紀）所做的那般。
「北約」峰會決定邀請日本、韓國、澳洲、和紐西蘭等國的領導人參加，是「北約」轉型的一個關鍵部份。
這四個國家被邀請加入一項前所未有的安全整合的層級，包括情報共享（外包給大型跨國科技公司）、先進武器系統的使用（必須由像是「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之類的跨國公司人員管理）、聯合演習（這為專斷強橫的決策過程，開設了一個先例），以及其他的、破壞民族國家內部指揮鏈的、“協同合作”的方法。
當岸田文雄於7月1日返回東京時，毫無疑問，他的第一波會面的人物之一是安倍。岸田向安倍解釋了拜登政府對日本要求的不可能（接受）的條件。
順便說一句，白宮現在完全是「全球主義者」的工具，像是盧嵐（Victoria Nuland）（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及受布希家族訓練出來的其他人。
對日本的要求，本質上是自殺性的：日本應增強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為可能與俄羅斯發生的戰爭做好準備，並為一場與中國的戰爭做好準備。日本的軍事、情報、和外交職能，將轉移到新興的私人承包商集團，他們聚集在環繞著「北約」周圍的盛宴上。
我們不知道安倍在他去世前的那一週，究竟做了些什麼事。最大可能是：他開始了一場精細複雜的政治遊戲，運用他在華盛頓特區、北京、和莫斯科，以及在耶路撒冷、柏林、和倫敦的所有人脈資產，想出了一個多層次的反應，將帶給全世界這樣一個印象：一路走來，日本一直落在拜登的背後，同時，日本通過後門，尋求與中、俄之間建立一種低盪、緩和（détente）的關係。
這種反應的問題在於，由於其他國家已經被關閉，日本如此精細複雜的遊戲，使它成為唯一一個政府的行政部門仍擁有一半職能的主要國家。
安倍的死與首爾市長樸元淳（Park Won Sun）的死，非常相似，後者於2020年7月9日失踪，正好是安倍遇刺的前兩年。樸元淳在首爾市政廳採取一系列措施，撤消了韓國中央政府強制實施的COVID-19封鎖及社會隔離政策。第二天，他的屍體被發現，死亡原因立即被裁定為自殺，被推測的起因來自於他對被一名同事指控性騷擾，感到痛苦。
現在，怎麼辦？
不應低估當前局勢的危險。正如記者田中酒井所表明的，如果越來越多的日本人開始意識到，是美國摧毀了他們懷抱有最大希望的領導人，是「全球主義者」想要日本在一系列倚賴於華盛頓以及寄生性階級的其他隱藏玩家所控制推出的軟弱首相領導下，無休止地聽命行事，這樣的發展，可能會引發日美之間徹底決裂，從而導致政治或軍事衝突。
在「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網站主頁上最早登出的、對安倍的致敬悼念文，並不是由這個所的資深成員、華盛頓特區的日本事務頂尖高手麥可·葛林（Michael Green），所撰寫的，這不無暗藏玄機、耐人尋味。
麥可·葛林是小布希時期「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資深成員和「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亞洲計劃的亨利A.季辛吉主席（Henry A. Kissinger Chair of the Asia Program），是《優勢線：安倍晉三時代的日本大戰略》（Line of Advantage: Japan’s Grand Strategy in the Era of Abe Shinzo，2022）一書的作者。葛林是安倍的一名親密夥伴，也許是所有美國人中安倍最親密的夥伴。
對安倍的致敬，是由克里斯多福·約翰史東（Christopher Johnstone）（「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日本事務主席和前「中情局」官員）起草的。這個怪異的選擇表明，暗殺是如此敏感，以至於格林本能地希望避免寫出最初的回應，而將其留給一名專業的特工。
對於身在華盛頓、東京、或其他地方的負責任的知識份子及公民而言，對於這種陰暗的暗殺，只存在著唯一合理、可行的回應：要求對此暗殺事件，進行國際性的科學調查。
儘管這個過程可能會令人痛苦不安，但它將迫使我們面對：“我們的政府是如何被隱形的權力接管的現實”。
然而，如果我們無法確認出誰是隱藏在幕後的真正權力玩家，我們可能會被引導陷入一場因將暗殺責任投射到某些國家元首身上而引發的衝突，這些國家將被迫陷入衝突，這一切都是為了掩蓋全球金融的罪行。
日本政府最後一次失去對軍隊的控制，可以部份地歸因於1932年5月15日首相犬井剛（Inukai Tsuyoshi）和1936年2月26日首相齊藤誠（Saito Makoto）被暗殺。
但對於國際社會來說，更具有關聯意義的案例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瓦爾堡（Warburg）家族、和其他銀行利益集團，對一個被整合的全球經濟的操縱，如何創造出一種世界性的局勢和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的佛朗茲·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of Austria）遇刺，所產生的緊張局勢，被導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奧地利 佛朗茲·斐迪南大公（1863年12月18日——1914年6月28日）
日本 安倍晉三（1954年9月21日至2022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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